那些来看‘原生态’的人，要是觉得咱们的生活不够‘原始’，指手画脚怎么办？卖山货，今天你多挖一点，明天他多采一点，为了卖钱，还能记得‘采大留小’的规矩？只怕用不了几年，山就秃了，好东西就绝了！到时候，钱花完了，山也空了，咱们子孙后代吃什么？喝什么？”

老支书的话，沉甸甸地砸在众人心里。又有老人补充：“咱们的老规矩，不是不让大家过好日子，是让大家细水长流，世世代代都有好日子过！图一时快活，断了子孙路，那才是造孽！”

支持“开放搞活”的一方，和被老人们代表的“坚守规矩”的一方，观点开始碰撞。气氛变得热烈，甚至有些激烈。年轻人举出外面某些“成功”的旅游村例子，老人们则斥责那些地方“变了味”、“除了钱什么都没留下”。中年人们左右为难，既向往更好的物质条件，又舍不得破坏现有的安宁和资源。

阿强一直认真听着，这时他举手请求发言。得到岩叔同意后，他站起身，面向大家：“各位长辈，各位乡亲。我刚从外面读书回来不久，两边的情况都看到一些。我觉得，阿旺哥和老支书爷爷说的，都有道理，但可能想的是问题的不同方面。”

他顿了顿，整理思路：“想过更好的生活，天经地义。咱们的老规矩，也不是让大家受穷。关键是怎么在‘发展’和‘保护’之间，找到一条适合咱们那拉村自己的路。这条路，可能不是简单的‘开门迎客’或者‘紧闭大门’。”

“我觉得，咱们可以思考几个问题：第一，什么是咱们那拉村最根本的、绝对不能丢的东西？是这片健康的雨林，是咱们和睦的邻里关系，是玉婆奶奶他们传下来的那些和自然相处的智慧。这些东西要是没了，给多少钱都换不回来。第二，咱们可以利用什么来改善生活？是不是只有大规模旅游和卖山货？比如，咱们正在做的‘社区指南’，整理咱们的传统知识和生态智慧，这本身可能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，可以出书，可以做很小众、很深入的文化研学，吸引真正尊重我们、想来学习而不是单纯消费的人。比如，咱们能不能用更科学、更可持续的方法，提高现有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，或者发展林下经济，种些不破坏生态又能增收的东西？第三，任何对外的合作或开放，必须由咱们村里自己主导，定下严格的规矩。就像咱们和陈记者他们定的‘采访公约’一样。想来旅游？可以，但人数要限，行为要管，哪些地方能去，哪些不能去，必须听咱们的。想买咱们的东西？可以，但必须按照咱们的规矩来采收，价格要公道。”

阿强的话，提供了一种中间路径的思考，将争论从“要不要开放”，引向了“如何有原则、有智慧地开放”。许多人听了，若有所思。

杨研究员也请求发言，她从研究者的角度补充：“国内外有很多案例表明，完全封闭的保护往往难以为继，而盲目开放的发展常常导致文化流失和生态破坏。成功的社区，往往是在清晰界定自身核心价值与底线的基础上，以我为主，有选择、有控制地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。那拉村现在做的‘时间地图’、‘社区指南’，正是在帮助自己厘清‘我们是谁’、‘我们有什么’、‘我们珍视什么’。这是走向任何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”

许兮若和高槿之则从教育和下一代的角度发言：“我们教孩子认识山林，学习老规矩，不是要他们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他们无论将来走出去，还是留下来，心里都有一座坚实的山，一套分辨是非、与自然相处的准则。如果我们大人为了短期利益，自己先把山卖了，把规矩破了，我们拿什么教育孩子？我们又怎么面对孩子将来的质问？”

讨论持续了很久。各种意见充分表达，情绪也从最初的激动，慢慢趋于理性思考。玉婆一直静静听着，直到最后，她才缓缓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