叔严厉的眼神瞪了回去。但那种基于外部关注而产生的、对现有生活模式和资源管理方式的质疑与躁动，却像初春的野草，一旦有了缝隙，便悄悄滋生。

玉婆在一次晚饭后，对来串门的岩叔和阿强说：“听见了吧？惊蛰的雷，不光惊了地下的虫，也惊了有些人心里头的‘虫’。外面夸几句，拍几张好看片子，有的人就坐不住了，觉得老祖宗定的规矩碍事了，想换‘活法’了。”

阿强感到一阵忧虑。他想起导师曾提醒：当地方社区的价值被“发现”并赋予某种光环时，往往也是其内部张力凸显、外部利益开始觊觎之时。那拉村并非与世隔绝的乌托邦，它同样嵌入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网络和价值观冲击之中。

“玉婆奶奶，岩叔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主动应对这种变化。”阿强思考着说，“不能被动地等着外面的人来定义我们，或者让村里的不同想法自行发酵。我们能不能……开一次全村大会？不光是老人，所有成年人，甚至年轻人，都坐下来，好好谈谈：咱们那拉村，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？外面的关注和机会来了，我们接不接？怎么接？哪些是我们的底线，绝对不能碰？把话摆在明面上，让大家把想法、担忧、期望都说出来，共同做个决定。”

岩叔抽着竹烟，沉默片刻，点点头：“是该说道说道了。捂着盖着，反而容易出岔子。趁现在刚有点苗头，把方向定下来，立下规矩，比以后乱了再收拾强。”

玉婆也同意：“理不辩不明。让年轻人说说他们的想法，也听听老人们的道理。说透了，心才能齐。”

于是，在惊蛰节气的一个夜晚，那拉村多年未曾有过的、真正意义上的“村民大会”，在学习中心前的空地上召开了。没有上级领导主持，没有正式议程，就是全村能走动的人，搬着自家的小竹凳，围坐在几盏明亮的汽灯下。中心是岩叔、玉婆、村委的几位老人，以及阿强、许兮若、高槿之、杨研究员等也被邀请坐在中间。连陈编辑和摄影师也被允许列席旁听，但事先说明，不发言，只记录。

气氛起初有些拘谨和微妙。岩叔作为主持人，开门见山：“今天把大家伙儿叫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最近村里村外的一些动静。咱们村呢，这些年，按着老祖宗的规矩，守着这片林子，过得也算安稳。最近，因为苏瑾的画，杨老师他们的研究，还有陈记者他们的报道，外面有些人知道咱们了，说咱们好。这是好事，说明咱们的路子没走错。可外头说好，咱们自己心里得有杆秤。今天，就想听听大家伙儿的心里话：咱们那拉村，往后到底该怎么走？有啥想法，顾虑，都说说。说错了不打紧，重要的是把心里话倒出来。”

一阵沉默。只有汽灯燃烧的嘶嘶声和远处溪流的哗响。

终于，之前提过意见的阿旺，在几个同龄伙伴的怂恿下，鼓起勇气站了起来，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：“岩叔，玉婆，各位叔伯婶娘……我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们是不是太……太老实了？外面世界变化那么快，好多村子都想办法赚钱，过好日子。咱们守着这么多好东西——新鲜的空气，干净的水，没污染的野菜山货，还有老手艺——为啥不能也换点钱，让大伙儿日子宽裕点？比如，搞个生态旅游，让城里人来住住，吃吃咱们的农家饭，咱们也能增加收入。或者，把咱们的笋干、草药包装好点，卖到外面去……这不丢人吧？”

他的话，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和中年人的真实想法。立刻有人小声附和：“是啊，娃上学，老人看病，哪样不要钱？”“咱们又不是要砍树卖地，就是利用现成的东西……”

等他们说得差不多了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颤巍巍地开口了，他是村里以前的老支书：“阿旺啊，你想让村里人过好日子，这心是好的。可你想过没有，搞旅游，人来多了，垃圾怎么办？吵闹怎么办？咱们的清净还要不要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