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是由于区域性市场的发展，各区域性市场进一步联结起来，已形成了几个全国中心市场，即时人所谓的“四大聚”：“天下有四聚，北则京师，南则佛山，东则苏州，西则汉口”。除“四大聚”外，还有“天下商贾聚”的广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扬州、天津等城市。康、雍、乾三朝时期，商品生产发展，商业繁荣，商路广阔，已形成了由农村集市、城镇市场、区域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。 [262]

同时，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。 [94]随着商业的发展，形成十大商帮。其中晋商、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，闽商、潮商掌握海外贸易 [95]。

清《盛世滋生图》

金融

高利贷典当业的发展：康、雍、乾三朝时期，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，高利贷业十分活跃。其计息方法，有以年计的，有月计的有以日计的而以月计者为名数。利息多为月息三分、五分，即借一两银子，月息三分或五分。虽有低于三分者，但很少，有的高达九分，还有加一（10%）加二（20%）加三（30%）者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全国共有7355家当铺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猛增至家，增加了将近一倍半。 [263]其增长速度是很快的，反映了这一时期高利贷典当业的发展相当迅速。还有一种特殊的高利贷，即清廷的生息银两，由国库拨出一定数量的银两交内务府或各镇、各省营运，以获得的利息解决低层官员的经济困难等。这种生息银两始于康熙朝，至乾隆朝则逐步收缩，嘉庆年间再度活跃，直至鸦片战争后仍然存在。康熙四十二年，圣祖亲自批准借给两淮盐商100万银两年息为10%。 [264]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拨出90万银两生息，月息“按一分生息”。 [265]这种生息银两与民间的高利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，只不过利息稍低一些而已。其月息为一分至三分不等，以一分、二分为多数。清廷将生息银两投放市场，扩大了高利贷资金和高利贷市场，推动了高利贷业的发展。

印局、钱庄和账局的出现：随着高利贷业的发展，一种专门经营高利贷的信用组织——印局出现了。约在明天启年间，北京已有关于印局的记载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两江地区已出现专放高利贷的组织印局。清代中期以后，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印局。其利息较一般高利贷要高，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。明代晚期，白银与铜钱并用，因而出现了经营兑换业务的信用组织，开始是摆摊，称钱桌或钱摊，后来出现以门面经营，称钱庄、钱铺兑店。到清代，钱庄的职能逐渐扩大，除兑换业务外，还经营放债与存款钱庄盛行于江南，以汉口、上海为中心，绍兴帮的势力最强。与钱庄职能似的信用组织北方称之为“账局”。第一个账局是山西商人王廷荣出资金千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“祥发永”。山西商人在北京、张家口经营的账局最多，仅北京城鸦片战争前就有百余家账局，本银在一千数百万两。账局的借款对象，一为工商店铺，二为印局、典铺、钱铺，三为官吏和蒙古贵族。它为工商业融通资本，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。 [266]

票号的出现：虽然明代民间已有“会票”即汇票一类流通，但经营汇兑业务的信用组织票号的出现是在清代。由于票号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里，因此又称“山西票号”。山西票号的分号，分布在全国90多个城镇，有400多庄，当时号称“汇通天下”。在银行出现以前，“全恃此以为汇兑”。票号的利息，存款一般为月息三至四厘，放款为月息七至八厘，较低的为五厘，较高的为一分。其服务对象为钱庄、当铺和一般的工商业者，并对清廷提供信用，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。从票号资金来源、服务对象及其职能来看，基本上仍属于封建主义的生息资本，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促进长途贩运和大区